该财产的取得缺乏法律上的根据。

例如，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信用评级机构评价规则》第三条规定：评级机构评价工作遵循公正客观、科学有效的原则。从法典体系性的角度来看，人格权编除应处理好内在的编排体例问题之外，还应处理好外在体例问题，置于民法典分编之首，既突出其极端重要性，也彰显中国民法典的时代精神。

由于敏感信息与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关系密切，对敏感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有可能给人权保障带来特别的风险。从立法技术来看，本条是典型的决疑论模式。而在我国，人脸识别技术在当下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人脸支付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这一推定同意原则也是有先例可循的。就我国而言，实际上我国现行立法已经包含了回应权的某些因素。

二者分别具有补偿性与惩罚性的不同功能。个人信息权的本质在于个人对于其身份信息的控制与自我决定。从思想史上看，权利的理论基础可以来自于自然、上帝等等不证自明的东西，也可以被认为来自于自由、平等、尊严等人类已经接受的价值。

理由与评价是分离的，或者说规则的约束力与规则的善或正当是分离的，这是规则独有的一个特征。(11)自然法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但是面临着认识论上的难题，这是近代以来对自然法的一个常规批评模式，德肖维茨也采取了这一批评模式。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探究方式或者说这种回答方式并没有抓住提出权利来源这个问题的实质。四、权利与证成性价值 权利在法律上以规则的形态存在，通过分析规则所具有的一种特性，我们就可以间接获知权利所可能具有的一种特性。

法律权利既在实在法意义上存在，又在规范意义上存在。任何将法理学建立在造物主言语或自然造化之上的尝试终将失败，因为造物主或自然从来不曾以人类可听闻或可理解的声音发言。

第一种是问权利这个词的语源，或者说这个词在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以及这个概念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变迁。因为在这一方面不存在合理的标准，所以依据习惯标准和层级体系而进行的衡量或者是任意的，或者是未经反思的。这就使得权利与价值相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具有不可穿透性的特点。我们注定要去选择，而每一种选择也许都蕴涵着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21)比如，菲尼斯(John Finnis)认为：没有一个关于法律的自然法理论曾经主张过，‘成为法律，一个规范必须为道德所要求，或者‘所有的法律要求也是——这一点独立于有效地被证实为法律——‘道德的要求。在拉兹看来，一部小说的深刻和精妙是阅读它的理由，对阅读小说这件事而言，价值与规范之间就不存在缝隙。而且不是个人的现实经验，而是人类历史的经验。假定所有的价值能够用一个尺度来衡量，以致稍加检视便可决定何者为最高，在我看来这违背了我们的人是自由主体的知识，把道德的决定看作是原则上由计算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在一种哲学的意义上，康德描述道：(23) 无论人们也许是多么完全地情愿并彻底地守法(law-abiding)……个体性的人们、诸民族以及国家从来就不能被保护而免于人与人相互间的暴力(violence)，因为每一方都有其自己的权利去做对其而言似乎正当与善的事情，而且也有权不依赖于另一个人对此的看法。所以在存在宪法法院的国家，(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可以通过宪法法院来实现，这也有助于法律的清晰性、确定性和法律秩序的融贯性。

基本权利可以是价值，作为价值的基本权利与其他价值一起形成了一个结构以构成一个符号秩序，它表达了一特定法律社群的认同和生活方式(45)但是在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可以一统天下的价值，现代社会的诸神相互冲突，具有明显的不可通约性。

其次，反思其基本理论主张，指出其成功失败之处，最重要的是指出德肖维茨权利来源论所能够开放出的真正理论命题。在对这些权利起源理论批评的基础上，德肖维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权利来源于历史上的不幸事件，这个不幸事件还根源于对于历史的反思。其实我们无需预设一个单一的价值，因为司法理由与立法理由具有强烈的关联性，在适用法律时，法院要重新打开正当化立法决定的那个理由包(the package of reasons)，以便把这些理由用于对个案做出同现行法律原则相符的、融贯的判决(43)。显然德肖维茨认识到，权利具有两种性质：一是事实性，即在实在法上权利的存在是一个事实问题，权利都是被包含在规范之中的，而规范是实践性的。第二，法律自身的权利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它无法涵盖社会生活的全部，当没有法律规定时，就需要从宪法的价值秩序中进行权利推定。或者正如Joseph Telushkin所问的那个尖锐的问题：时至今日，还没有任何哲学见解能有力地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希特勒错了？除了那句：‘因为上帝这么说。

但是基本权利不能仅仅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来处理，否则在概念上就把基本权利转换为基本善，意味着权利已经被戴上了目的论的面具，从而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证成的语境中，规范和价值具有不同的论证逻辑作用。他只批评自然法倾向的神秘性，似乎并不批评权利内容的道德性，他的经验性主张也包含道德的内容，但是道德只是构成了经验的一部分。

规则、协议和许诺保留了一个潜在的规范缝隙，这个缝隙介于评价和规范之间，亦即介于它们的价值和规范力量(normative force)之间。这就使得权利与价值相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具有不可穿透性的特点。

上述看法直观而有力，既不诉诸对权利的概念分析，也不是建立在对权利背后之神秘因素的领悟上，而是诉诸对历史悲剧的体验和反思，这种反思的基础就是要从中把握到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而不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在法律之外，权利的规范效力并不具有建制性的基础，具有极强正当内涵的道德权利主张不一定具有法律权利的规范力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实在法上的权利的规范力量并不取决于其价值基础。

位于传统的自然法形而上学与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化约论之间的是德沃金的理论：坦白说，任何以权利为基础的理论都必须假定权利并非只是审慎立法或外在社会习惯的产物，而是用来判断立法与习惯的独立地带。还有的以共同善作为预设，比如约翰•菲尼斯在谈到权利的基础时说：比权利或义务更加基本的、而且对于理性地决定人们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来说必不可少的是实践理性的根本原则(the first principles of practical reason)，它们确认基本的行动理由，指引我们迈向基本的人类善。第三，抽象的和开放的法规范需要在方法论上加以具体化，这时就需要对权利背后的价值重新评估，以确定在个案中规范的解释方向。遵守规则的行动却看不出能获得什么善，这就是规则的不透明性(the opaqueness of rules)(36)。

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进路表明，司法裁判并非法官个人的哲学反思，而是经由审慎的对话论辩程序、从多方参与者的视角出发来诠释和评价各种理由、价值和理解，同时确保法的安定性和正确性。②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利无所谓是否需要来源，而是人们需要权利有一个来源。

第二，德肖维茨对实在法的理解是偏颇的，权利的规范力量来自于制度事实，但是权利的实在性是有规范内涵的，而不是价值无涉的。(11)Ron 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Penguin,2004,p.60.转引自[美]艾伦•德肖维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黄煜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菲尼斯甚至认为，并不能在逻辑上说权利优先于义务，还是义务优先于权利。一般而言，这个价值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

(27)这一区分套用到权利上就是说，第一种自然法的权利理论认为权利的存在与内容要求价值判断，第二种法实证主义的权利理论认为，对于确认权利的存在与内容来说诉诸价值判断是不必要的，而且这一点能得到评价性论证的支撑，即霍布斯、边沁和休谟所说的和平、稳定或者可预见性等价值。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详细检讨德肖维茨权利来源论的成败得失，而是致力于从检讨其理论中发掘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即关于权利的安定性与内容的正确性之间的张力问题。权利并不来自于自然，自然并无存在的目的。在这一提问方式中，一个比较强的主张是，权利并不来源于法律，法律只是确认了人们本应当拥有的权利。

这个意义上的权利来源更多是指向权利存在的意义，即权利的价值。他指出：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对任何事物都拥有一个权利。

系谱的来源只是指出了法律权利的存在条件，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在该书中，德肖维茨只讨论与政府有关的个人权利——它可以对侵害个人的政府权力(即便多数公民都支持这样的行为)施以限制。

在论辩理论中，正确性意味着由好的理由所支撑的可接受性，由此论辩程序所寻找的权利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第一，这种理论模式只能解释重大社会转型期权利立法的社会基础，而无法处理正常社会条件下权利实践在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内在张力。